重要通知:
 热门职业
钱理群:我的北大之忧,中国大学之忧(三)
2014-08-17 09:27:13 】 浏览:5231
 
什么是大学,大学是干什么的?”

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背后的理念是一个赶超模式,我们落后了,要赶超先进国家,而且要用最短的时间来赶超。这个赶超模式就有问题。在我看来,经济上是有先进落后的,教育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先进落后的问题,譬如说你教育的发展规模如何,受教育的人数比例如何,这些是有可比性;但从根本上说,就很难有什么先进落后,你就能够说西方教育先进、中国教育落后,西方文化先进、中国文化落后吗?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。

这里有一个文化与教育的民族性问题:不同民族文化与教育之间,是不能区分优劣的。也不存在所谓落后向先进单向赶超的问题,只是互相影响、互相制约、互相吸收、互相吸纳的问题。正是在这样的各自独立发展,又相互吸收、交流过程中,各民族的文化、教育都对世界文化、教育做出独特贡献。因此,创建“世界一流大学”的目标是应该质疑的,也许“创建一流大学”的目标更科学,更切合实际。如果你预设一个所谓世界的标准,在当下全球化背景下,就只能是美国标准。记得五十年代我上大学时,北大是以莫斯科大学作为标准的,因为那时认为苏联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;到了八九十年代北大就以哈佛大学为目标了。如果以某个国家的大学(无论是五十年代的苏联,还是今天的美国)为目标,亦步亦趋,就必然失去教育的独立自主性与民族性、创造性;还会导致一个结果,就是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落实为硬件问题,规模越大,越豪华,就越具“世界性”,最后就变成一个投资问题: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吗?拿钱来!实际上就这么回事,这一次燕京学堂背后也有一个投资问题。这样,就必然导致“大楼有了,却没有大师”的结局。

当然在2014年重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,也有新的内涵。还是前面说的,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强大了,于是,我们的“雄心”就更大了: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发挥中国影响世界,甚至引领世界的作用。这就是燕京学堂提出“立足中国,影响世界”的办学宗旨和“培养了解中国,贡献世界的领导者”的目标的依据所在。

在我看来,中国是一个大国,我们把北大办成一流大学,自然会产生世界影响;外国留学生在我们这里学习了中国文化,中国文化自身的魅力自然会对他们产生影响,就像我们学习了西方文化也会接受其影响一样,这是正常的文化、教育交流中的正常现象,完全没有必要将主动引导什么世界潮流作为我们的目标,我们对此应该保持高度警惕。

如果以某个国家的大学(无论是五十年代的苏联,还是今天的美国)为目标,亦步亦趋,就必然失去教育的独立自主性与民族性、创造性;还会导致一个结果,就是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落实为硬件问题,规模越大,越豪华,就越具“世界性”,最后就变成一个投资问题: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吗?拿钱来!

“社会活动家”与“二道贩子”

这里我还想讲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。我在2003年的文章里曾经引述了王瑶先生对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两个概括;在这次燕京学堂事件中,我又想起了王瑶先生的这两个堪称经典的概括。王瑶先生在八十年代就跟我说,北大和中国的学术界现在出现了两类知识分子,一类知识分子是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,他们或者根本没有学问,只会公关,或者也有点学问,开始阶段还下点工夫,也取得一些成绩,然后就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,竭力推销自己的东西以取得最大的经济回报和政治回报。一旦有了权,就充分利用现有的竞争机制竭力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,拉帮结派、排斥异己,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事,特别是高于自己的年轻人,实际上成了学霸。这样的学术新贵,正有与时俱增的趋势。

另一种类型,王瑶先生称之为“二道贩子”,即向中国人贩卖西洋货,又向西洋人贩卖中国货,王先生说他们贩卖的还竟然都是一知半解的劣质产品。这其实就是当年鲁迅说的“西崽”,他们“倚徙于华洋之间,往来于主奴之界”,自己“懂洋话,近洋人,所以高于群华人;但自己又系出皇帝,有古文明,深通华清,胜洋鬼子,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华人的洋人,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”,总而言之自我感觉极端良好。这样的西崽自然是以洋人为靠山的;但鲁迅又提醒我们注意,他们“都是国粹家”。这非常深刻,可谓一语中的:今天的西崽也是时时把“中国特色”挂在嘴边的。

值得注意的是,王先生在80年代概括出这两种类型知识分子,但那时他们还处在萌芽状态,还在形成过程中,并不占主导地位。八十年代在北大占主导地位的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