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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理群:我的北大之忧,中国大学之忧(一)
2014-08-17 09:27:13 】 浏览:3701
 

钱理群对中国大学教育充满忧虑。新京报记者郭延斌摄

莫斯科大学

北京大学

哈佛大学

原标题:钱理群我的北大之忧,中国大学之忧

北大燕京学堂的风波似乎正在淡去。但这次争论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,尤其一些更为要害的问题、更具危险性的趋势,可能也将就此被舆论所遮蔽。8月6日上午,北京高校的一些人文学者约在东城的一个咖啡馆,聚会研讨了一些燕京学堂之外的问题,而大学文科、特别是北京大学人文学科今后的发展、所面临的困境,是大家关注的中心。北大教授、著名学者钱理群与会并发言,本报摘编了他发言的主要内容。

“中国学”才是核心问题

我2002年退休到现在整整十二年了,我跟北大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,但仍然在关心北大的动向。这次燕京学堂的事情我一直在旁观察,而且越看越不安,充满忧虑。还是仔细搜集了所有的材料,准备作为校史的一页,把它记录下来。也就是说,当一个观察者和记录者,不打算直接介入。但这回三联的会议邀请,却逼得我、或者说给了我一个机会,公开说出我的忧虑与思考。

我觉得燕京学堂的要害不在选址,而在提出“中国学”,并且赋予其重大意义与使命。如果说仅仅是一个留学生教育的改革,我们可以不必讨论;但问题是校方不这么看,它非常郑重地宣布:“中国学的创设是学校近期创新的大事,体现了学校新的办学模式的探索”。那么我们就要问:这样的“办学模式”的“创新”,是不是要推广到整个北大,至少是所有的文科院系?是不是要以“中国学”来改造我们北大文科?如果是这样,就不是一般性问题,而是关系到北大文科发展、北大教育,甚至整个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方向性问题。

这使我想起了2003年5月北大校方推出的《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》,也是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,展开了“北大向何处去,中国大学教育向何处去”的大讨论。我当时写了一篇《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》的长文,并且和我们中文系的高远东老师一起,把有关讨论资料汇集起来,编了一本同名的书,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。我昨天在准备发言时,把当年的文章重翻了一遍,觉得2003年提出的许多问题恐怕今天仍然存在,而且有新的发展;因此,当年说的话完全有效,也可以看做是对当下北大围绕燕京学堂所进行的新一轮的“改革”的发言。

就是说,2003年与2014年北大两次所谓“教育改革试验”有内在联系,很多问题一脉相承。

2003年我的文章的中心意思是:或许正因为北大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曾经是一个精神的堡垒和圣地,因此总有人想改造北大,我这么讲是有根据的,当时的北大校方就非常明确地提出北大的办学方针和改革指导思想,是要“面向社会,适应市场”。当时还有一种说法:“大学里的社会学科、人文学科的任务就是为国家决策作贡献”。因此,在我看来,2003年的北大,是面临着一个“用资本的逻辑与力量,将最后一个精神堡垒彻底摧毁”的危险的。以后,事实的发展就是如此,一个是经济的手段,一个是刚才老师们说的,官本位、行政本位的体制化的手段,双管齐下。

而现在它要进一步:要改造学科了,就要进入学科内部了,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。因此,我觉得需要对“中国学”的概念进行根本性的质疑和讨论。“中国学”的概念根据北大的解释,它有两个内涵:一是“顺应国家战略需要”,一是“国际化”。“国际化”问题大家议论比较多,其实我觉得“国家战略”问题也不可忽视,两者都有可质疑、讨论之处。

先说“国家战略”,这更是提出“中国学”的主要依据和重要背景。校方是这样宣布的:“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昌盛,以及文化的不断繁荣,‘中国热’正在世界各国迅速兴起。北京大学顺应时代潮流和国家战略的需要,启动燕京学堂计划”。于是,又有了这样的阐释:“‘中国学’在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同时,无异于为外国人了解、理解、认同中国文化,打开了一扇窗”,“我们不但会收获为数众多的‘中国通’,同时将会看到中国软实力的迅速提升”。简单一句话,提出“中国学”,就是要服务于&ld